财政部副部長：土地财政說法不科學易誤導決策

 　　30多年的财政改革發展之路，風雨兼程、碩果累累。财政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形成瞭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關系。财政改革從“分竈吃飯”到“大包幹”，再到分稅制；從兩步“利改稅”到利稅分流，再到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基本要求的稅收制度；财政宏觀調控從正本清源
，到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适應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
。改革發展的每一步乃至一項政策的出台，都離不開财政理論的有力支撐。

　　同時，财政改革發展的實踐探索也不斷地催動财政理論的豐富與創新。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確(què)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标方向後，财政學界以廣闊的視野，探究各項漸進式改革中隐含的規律性與普遍性
，圍繞财政本質、财政職能、财政類型等基礎理論問題展開瞭(le)廣泛而深入的讨論，闡明瞭(le)從生産建設财政到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與路徑，波瀾壯闊的财政改革實踐豐富和發展瞭(le)财政理論。即使從世界範圍看，我國公共财政理論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都是獨樹一幟且富有中國特色的。

　　在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過程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多種矛盾交織凸顯，經濟結構需要調整
、收入分配需要改革、社會公平需要維護、外部環境複雜多變(biàn)等種種問題，都對财政工作提出瞭(le)新的挑戰，同時也對财政理論研究提出瞭(le)新的需求。從當前看，感覺有三個方面的緊迫需求：

　　——加強基礎理論，爲制度創新積基樹本。回本溯源，當代國際主流财政理論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
，應該說有其科學合理的一面，但将制度視爲既定前提，不分析制度本身及其賴以存在的基本假設，而且不考慮制度變遷，也帶來瞭(le)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與挑戰。我國實踐證明，作爲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重要組成部分及切入點和突破口，财政改革充分調動瞭(le)地方
、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極大地釋放瞭(le)經濟發展的潛力，表明體制改革、制度創新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瞭(le)巨大作用，進而也對國際上主流财政理論提出瞭(le)挑戰。再一次說明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十分必要。一方面，要進一步增強理論創新的膽識和勇氣、紮實研究基礎理論，充分借鑒制度經濟學等前沿成果，探究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對我國的成功實踐給予準確(què)诠釋和提煉升華。另一方面，要因應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需要，爲推進财政改革鳴鑼開道。

　　——研究機制創新，爲發揮職能作用建言獻策。财政是政府的宏觀管理部門，是政府履行職責的物質基礎、體制保障
、政策工具和監管手段。上世紀80年代，小平同志曾指出要“把财政部辦成國家的經營管理部”。這個指示在當時是全新的理念，在今天建立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具有更強的現實指導意義。要發揮好财政的宏觀管理職能作用，不能就财政論财政
、就“盤子”論“盤子”，要認真研究市場化、國際化形勢下的财政功效與職能作用，研究支持方式和運行機制。不勝枚舉的事例證明，同樣一筆資金，由於(yú)支持的方式、對象
、環節等運行機制不同，政策效果就會有天壤之别。因此，财政理論服務财政改革發展實踐，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加強财政運行機制研究，從政策設計、機制創新、工具運用、激勵約束等方面探索提高财政資金使用效率的方式方法，探索财政運行效率問題，確(què)保财政在調控宏觀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職能作用。

　　——回應社會關切，爲熱點難點解疑釋惑。财政學屬於(yú)應用經濟學，不在“美文”，重在“管用”。要“經世濟民”，就得有“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的情懷，走出書齋，保持對現實的高度關注
。當前
，經濟運行呈現新特征，社會發展顯露新特點
，體制改革面臨新任務，外部環境出現新變化，财政熱點難點問題層出不窮。這都需要财政理論工作者及時跟進研究，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比如，當前社會熱議的“土地财政”，從土地的出讓計劃審批到土地價格的形成，再到純收益形成，都不屬於(yú)财政職能範圍，甚至與财政部門沒有直接關系，隻是最後集中統計反映爲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出讓收入還不到1/3，不到地方可用财力的一成。所以，簡單地提“土地财政”，既不客觀，也不科學，還容易誤導決策。類似這些熱點難點問題特别需要财政理論工作者從全局角度深入研究、科學分析、弄清原委、澄清事實，並(bìng)全面研判形勢，提出有針對性的、可操作性較強的政策建議。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曆史時期，财政改革發展面臨新的任務，對财政理論研究提出新的要求。馬克思曾指出，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都是曆史性的存在。作爲财政理論的研究對象，财政體制、運行機制、管理方式以及财政政策工具等，在每個曆史時段的具體表現既有階段性特征，又有曆史規律的延續性。脫離瞭(le)曆史視角，就很難全面清晰地看清當前的财政問題。因此，财政理論研究不能忽視曆史視角，要加強财政史、财政思想史等基礎(chǔ)性研究，以厘清源流、判斷未來。

　　财政理論研究既要注重共性規律，客觀總結並(bìng)合理借鑒體制相對成熟國家的普遍經驗；又要把握轉型特征，不能忽視我國财政所面臨的轉型期體制特性，以及在職能作用、運行方式和機構設置等方面的轉型期特點；更要結合主題主線，充分考慮當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加快轉變(biàn)發展方式的突出任務。唯此，财政理論才能推動财政改革發展實踐在比較中揚長避短，在借鑒中有所突破。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迹爲理論研究提供瞭(le)豐富而新穎的素材，培育瞭(le)創新發展中國經濟和财政理論的沃土。複雜多變(biàn)的國内外形勢、發展困難增多的現實賦予瞭(le)我們艱巨的任務，提出瞭(le)嚴峻的挑戰，但正所謂“不遇堅木，無以辨利器”，“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時代呼喚我們要進一步增強曆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增強創新意識和理論勇氣，求真務實、廣征博引，把财政理論發展好、把财政政策研究好，爲我國經濟社會的平穩健康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