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資審批或向地方放權 原則上誰投資誰決策|簡政放權|投資立法

　　多位受訪的國家發改委專家告訴記者，從(cóng)大方向上看，政府投資審批有望向地方放權，如适當(dāng)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資管理權限，适當(dāng)減少中央政府投資主管部門的管理權限，原則上是“誰投資、誰決策”。

　　多位代表委員則表示，投資審批權下放應與地方自身“簡政放權”相結合，避免城鎮化釋放的巨大投資需求引發(fā)低效投資、産(chǎn)能過剩。

　　全國政協委員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fā)區管委會原主任李勇向記者分析說，政府投資分爲四類：一是财政直接投資，如公益性事業；二是政府對(duì)國企的投資；三是資本金、股本爲國有的國企再投資；四是地方政府爲招商引資而進行的間接投資，如通過财政杠杆吸引社會投資。

　　政府投資有多大規模？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投資體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吳亞平說，政府投資占總投資比重約5%，但政府投資有放大效應。中國投資協會副會長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沈志群接受《經濟參考報(bào)》記者採(cǎi)訪時透露，即便不算國有企業那一塊，政府性固定資産投資每年也有幾千億元
。

　　吳亞平表示，政府投資條例的出台将使政府投資有法可依，有助於(yú)從決策、執行、實施、監督全過程規範政府投資管理行爲。去年底，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司長(zhǎng)王曉濤撰文指出，要盡快把政府投資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
，推動出台政府投資條例，規範政府投資行爲，提高政府投資效益。

　　記者瞭(le)解到，2010年1月，國務院法制辦(bàn)曾就政府投資條例公開征求意見，但此後沒有下文。

　　談到該條例出台的瓶頸
，沈志群分析說，一是政府投資範圍難以確(què)定；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投資管理權限按項目限額(é)、行業類别還是按所有制性質劃分，還存在分歧
。

　　劉亞平表示
，投資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對(duì)政府投資加強管理，對(duì)企業放權，讓企業成爲真正的投資主體。現實卻是，政府投資疏於(yú)管理且不願放權。

　　在投資審批程序上，全國人大代表、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對審批權下放表示擔(dān)憂，認爲當前産(chǎn)能過剩相當嚴重，與投資體制不能說沒有關系。未來要防止一放就亂，形成新一輪産(chǎn)能過剩。

　　全國人大代表
、廣東省社科院産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向曉梅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認爲，投資審批權下放的前提，是減少政府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一方面是在經營性領域逐步向社會資本開放；一方面是在公益性領域，要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BO T等創新投資方式。

　　“城鎮化會釋放巨大的投資需求。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應遵循‘臂距原則’。要鼓勵民營企業、社會中介組織在政府之手夠不著(zhe)的地方發揮作用。”向曉梅提出，可對部分項目投資由審批制改爲備(bèi)案制，政府在後置性監管集中精力。

　　曾分管多個地方國有企業的李勇反映，政府大量投資是造成全社會投資率過高和通貨膨脹的一大原因。爲解決産(chǎn)業同構化、産(chǎn)能過剩問題，向曉梅說，在投資審批權下放後，應結合主體功能區戰略，分區域調控政府産(chǎn)業投資扶持基金、投融資平台 、國有企業的投資方向、規模、強度，避免在LE D、光伏等戰略性新興産(chǎn)業以及鋼鐵等制造業上“一哄而上”。李勇建議，根據地方經濟總量、财政收入及相關人均指标等，研究制定地方投資率的控制指标，促使地方提高投資效率和投入産(chǎn)出比 。沈志群則建議 ， 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把對上述指标的考核作爲領導(dǎo)幹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的要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