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稅收未經人大讨論確認易緻過度征收|人大|稅收|征收

　　稅收既是籌衆人之錢，辦(bàn)衆人之事，怎樣征收和使用，自然要先得到民衆的同意。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則是要經過民意機關、立法機關的同意，在中國來說就是全國人大，這樣才能保證稅收的正當性和科學性。由於(yú)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初期，爲靈活适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由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進行稅收條例的制定，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但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稅權意識日益高漲的今天，征稅權還主要在國務院已不合時宜。

　　稅收若不經過法定程序由民衆代表讨論確(què)認，容易導緻兩大問題：一方面是過度征收，比如收過頭稅時有發生，重複征稅大面積存在，稅收結構不合理等；另一方面是财政浪費，如果征稅過於(yú)容易，就不會太珍惜納稅人的血汗錢，比如突擊花錢
、投資浪費等現象突出，以“三公經費”爲代表的行政經費居高不下。

　　如果以更寬廣的曆史視野來看稅收問題
，就會發現，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不是因爲農民反抗地主，而是因爲民衆反抗官府
。而這背後多和政府的财政危機有關，不是因爲征不到稅，而是因爲政府規模無限膨脹，汲取能力過強，苛捐雜稅太重，以緻民不聊生，所以才會陷入治亂循環當中。即便放眼世界，不管是英國資産(chǎn)階級革命
，還是美國獨立戰争，甚至法國的大革命，稅收問題既是導火索，也是根源。所以中國才有“義然後取，人不厭之”的古訓，西方才有“無代表不納稅”的箴言，溫家寶(bǎo)總理才會說
，“一個國家的财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

　　可見，以稅收爲主的财政問題是公民和政府關系的核心之一，納稅不隻是民衆在向國家盡義務，還有對公民作爲國家主人身份的確(què)認
，這其中有義務更有權利，有責任也有尊嚴。所以，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裏”，先要把稅收約束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衆監督政府”，先要保障民衆的征稅決策權和使用監督權；要解決現有稅制中的諸多問題，就要将收稅權收回全國人大，讓稅收不再是政府自說自話，而是讓民衆通過代表自主決定。梁啓超在百年前便提出，“國會之職權，一曰決議法律，二曰監督财政”，如果沒瞭(le)這兩大權力，人民的權利就會淪爲紙上空談。

　　财政學者李炜光在《納稅的邏輯》一書中指出，1985年全國人大對國務院的授權
，範圍太廣，也沒時間限制，與2000年通過的《立法法》第十條“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範圍”和第十一條“條件成熟時應及時制定法律，終止授權”相沖突。在改革開放30多年過去後，繼續授權無異於全國人大在經濟領域中立法權的全面放棄。稅收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價格，如果由政府自行決定征稅多少，納稅人無法讨價還價，則無異於賣方定價下的強買強賣，很可能導緻定價太高或服務太差。

　　此外，還需要反思稅收的性質。我國有關教科書中所說的稅收三性——“強制性”、“無償(cháng)性”和“固定性”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提出的，已不符合時代的發展，如今更應強調稅收的服務、公平、效率、法定、品質、博愛(ài)等原則。

　　“稅權歸民”既是人民當家做主的一大基礎，也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李炜光2009年便就此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中國現在正從“百姓時代”進入“公民時代”， 有的學者在做公民稅權意識啓蒙，有的機構在編撰《公民稅收手冊》、《中國納稅人權利辭典》，有的網友在制作征稅與納稅的微視頻，“公民納稅是爲瞭(le)交換政府盡責”的稅收邏輯正在深入人心。面對民衆的稅權自啓蒙運動和“稅權歸民”的呼聲，政府應因勢利導，順勢而爲，終止所有法外課稅，将征稅權主動交還全國人大，並(bìng)以此爲基礎建立與市場經濟體系相匹配、與法治國家目标相符合的現代稅收制度，讓納稅人的權利得到落實，讓稅收的公平正義得到保障。

(原标題：人大應把稅(shuì)收權(quán)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