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體制内隐性福利内幕:最高可獲北京鬧市房産

 　　它可以是“留住人才的法寶”，也可以是“赤裸裸的腐敗”；

　　它常常不合理地存在著，你卻不能簡單地否定它——

　　“‘空饷’，在某種意義上，是爲瞭(le)維護這個(gè)體系（官員體系）穩定的一種隐性福利。”

　　近日有媒體報(bào)道，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讓30個年齡在50歲以上的幹部“退居二線”吃空饷，以便把職位騰出來
，爲年輕一點(diǎn)的公務員留出“發展空間”。

　　針對(duì)這一現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者梅賜(cì)琪如是說。

　　當然，並(bìng)非所有的“吃空饷”現象都是爲瞭(le)維護官員體系的穩定。

　　今年以來(lái)，各地“吃空饷”被曝光事件屢見(jiàn)不鮮。

　　1月，山西省靜樂縣原縣委書記(jì)楊存虎之女被曝光：5年累計(jì)“吃空饷”10萬元。

　　2月，還在上學的山西省長(zhǎng)子縣教育局局長(zhǎng)李某之子，入編(biān)爲當地一所中學的正式教職工。

　　4月，山東省沂南縣檢察院針對當地發生的數起國家工作人員“帶薪坐牢”現象開展專項調查，發現近三年辦(bàn)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已判刑的61人中，有32人的工資沒有變(biàn)動。

　　6月，江西省武甯(níng)縣清理出各類(lèi)“吃空饷”人員85名。

　　截至7月底，陝(shǎn)西省榆林市半年内已清理糾(jiū)正“吃空饷”人員2100多名
。

　　“‘吃空饷’正成爲财政資金流失的黑洞。”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在接受《檢察日報》採(cǎi)訪時指出：“吃空饷”是公共權力的濫用，是一種變瞭(le)形式的比較嚴重的腐敗。

　　公務員、國家企事業單位的“隐性福利”，近年來屢次出現在公衆視野，每一次都會引起廣泛的關注或質疑。如：位於(yú)北京鬧市區、僅爲市場價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給500元話費的内部手機号，每年獲财政補貼數千萬元的機關幼兒園等。而最近的一個例子，則是審計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項目名義給在編(biān)職工發放近億元福利。

何謂福利？

　　福利的規範名稱爲職業福利。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仇雨臨在《職業福利概論》一書中，給職業福利下瞭(le)一個定義：職業福利是企業（單位）基於(yú)雇傭關系，在國家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的引導下，以企業（單位）自身的支付能力爲依托，向員工提供的各種以非貨币工資和延期支付形式爲主的補充性報酬與服務。

　　一位匿名的福利專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職業福利範圍很廣泛，可分爲法定福利和企業（單位）自主福利兩類。法定福利是依法建立的，任何就業單位和職工都要參加，比如“五險一金”；自主福利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員工福利”，是企業（單位）自願爲員工提供的，國家並(bìng)未立法強制執行，如年終獎、補(bǔ)充住房津貼、教育培訓等。

　　具體包括職業養老金、健康醫療保障、住房援助等具有補(bǔ)充保障性質的核心項目，以及各種補(bǔ)貼、教育培訓、福利設施等多樣性的福利計劃。比如帶(dài)薪休假、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是法律規定的職工福利。

　　何謂隐性福利？

　　在上述福利專家看來，隐性福利是單(dān)位爲職工提供的一些基於(yú)職業便利的優惠福利措施。比如航空公司的員工可以買到便宜機票；好學校教師把子女安排在本校上學等
。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則認爲，隐性福利是指某些部門、單位在政策、制度之外發放的各種貨币或非貨币形式的收益。除瞭(le)制度内的福利，哪怕是單位發給員工的大米、肥皂、抽紙等日常用品，都算是隐性福利。甚至有些制度内的福利，如果發放額度超過瞭(le)發放标準，也算是隐性福利。比如交通補(bǔ)貼，“本來應該發600元的，最後發瞭(le)3000元，超出标準的2400元，也算是隐性福利。”

　　對(duì)一般的企業來說，國家鼓勵它們給員工多發福利。但目前，機關事業單(dān)位、國企的隐性福利每次曝光，都會引來公衆的質疑。

　　上述福利專家認爲
，深層(céng)次原因主要是隐性福利所造成的社會不公。“哪個單位不想給自己的職工增加福利？隻要不傷害其他社會成員利益、不觸(chù)犯法律就行。”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zhǎng)王小魯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隐性福利”實際上應該(gāi)算作“灰色收入”，但“灰色收入”不全是隐性福利，比如回扣。

　　提高福利待遇
，絕對(duì)是值得每一個人盡情歌頌的好事。但許多時候，它卻暧昧地存在著(zhe)
。

　　福利，五花八門

　　一元錢能吃什麽？

　　這個曾在網上被熱議的話題，有人給出瞭(le)讓很多人意外的答案：中央部委食堂一頓(dùn)豐盛的午餐。

　　有媒體報(bào)道稱，部委食堂大多以自助餐爲主，一頓午飯一般不會超過10塊錢，有些機關隻需個人掏一兩塊錢“意思一下”，“因爲上面出瞭(le)個什麽規定，說必須要有自付的部分”。有的機關食堂，則出現瞭(le)“免費午餐”。不隻如此，某部委食堂還配有營養師，營養師會根據每次機關體檢的結果，在配餐上做相應的調整。

　　物美價廉的飯(fàn)菜、優質的服務，讓許多人對(duì)部委食堂豔羨不已。

　　最常見的福利還有勞保用品，其發放的初衷是爲瞭(le)保護勞動者的安全和健康，確保安全生産；常見的勞保用品有手套、安全帽等。而一些單位發放的勞保用品，並(bìng)不一定和工作直接相關
。

　　“4盒抽紙、兩瓶洗潔精、兩小袋碧浪洗衣粉、兩塊透明皂
、兩條毛巾”，這是在北京某事業單(dān)位工作的小江每年都會領到一兩次的“勞保用品”。而某銀行則更人性化地将勞保用品貨币化，直接發(fā)放購物卡。在該銀行工作的小張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去年春節，單(dān)位發(fā)給老員工每人4張
、新員工每人兩張某大型超市的購物卡，每張1000元。

　　此外，端午節發粽子、中秋節發月餅這樣的福利也很常見。2009年被廣爲關注的“月餅稅”，據說，就源於(yú)某單位中秋節給高管發瞭(le)2000元的購物券，導緻一場關於(yú)公務員發月餅是否該繳稅的争論。

　　近年來，iPhone、iPad這些流行的電子産品也成瞭(le)一些單位的隐性福利。一中央部門下屬事業單位員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該單位去年舉辦(bàn)年會，單位給員工設置瞭(le)一個抽獎環節。獎品是價值近5000元的iPhone4S和價值3000多元的iPad2，而且中獎率100%。手氣差的員工，也能保證抽到一個iPad2。

　　當然，這還隻是實物層(céng)面，有的福利還和員工的精神享受有關，比如旅遊福利。據記者瞭(le)解，上海一家國企的普通員工，每年僅旅遊福利就有6000元。某部委每年會給員工發500元的“圖書費”，以便大家看書學習。

　　再比如免費的音樂會、電(diàn)影、話劇門票等。每次有大牌歌星來京開演唱會時，北京某事業單(dān)位工作人員小宋，就會接到無數個親戚朋友的電(diàn)話，因爲工作關系，小宋所在的部門每次都會有贈票。“我也挺爲難的，因爲許多巨星演唱會的門票很緊俏
，轉手最少就是幾百元，甚至有時更高，我不看，但是老向單(dān)位要，也不合适。”

　　此外，北京幾所高校的應屆畢(bì)業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今年天津某政府機關來北京高校做宣講會，就公開承諾給本科生員工提供免費攻讀(dú)在職研究生的福利。一位自費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dú)在職研究生的學生介紹，她攻讀(dú)在職研究生的費用，大約要30000多元。

　　當然，還有直接發錢的，主要表現在優厚的津補(bǔ)貼上。河南某縣一位副局長(zhǎng)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單位每月給局級（科級）幹部3000元的汽車油補(bǔ)，而自己每月的油錢大約六七百元。

　　各種名目的“費”，在福利中也屢見不鮮。東北某省一家商業銀行規定，隻要本單位員工在私家車(chē)的車(chē)身上展示該銀行的Logo，單位每年将“支付”該名員工8000元的“宣傳(chuán)費”。“私家車(chē)上貼單位Logo，客觀上也是向公衆宣傳(chuán)我們銀行嘛。”該銀行一位員工說。

　　北京某國企員工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所在的單(dān)位，“是個節都有過節費”，甚至六一兒(ér)童節，所有員工都有幾百塊錢的過節費。

　　當(dāng)然，福利還具有鮮明的單(dān)位特色。

　　北京某電信運營商的一位員工告訴記者，作爲普通員工的他，每月手機話費中，市話1000元以内
、長(zhǎng)途100元以内，不用自己掏錢。“市話當然沒問題瞭(le)，長(zhǎng)途一不小心就打超瞭(le)。”

　　實際上，在2009年，财政部就發瞭(le)一份《關於企業加強職工福利費财務管理的通知》。《通知》規定，“國家出資的電信、電力、交通、熱力、供水、燃氣等企業，将本企業産品和服務作爲職工福利的，應當按商業化原則實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職工及其親屬免費或者低價使用。”不過，這一規定在一些部門並(bìng)沒有嚴格地執行。

　　此外，隐性福利還有“假公濟私”類的。甘肅省某事業單位職工小馬告訴記者，該單位近年來改善辦(bàn)公條件，目前每位員工都配有三台電腦，一台台式機、兩台筆記本，“所以，家裏根本不用買電腦瞭(le)，兩台筆記本拿回家足夠用瞭(le)，維修、更換都是單位買單。”小馬單位的辦(bàn)公樓和家屬樓在一個院子裏，所以，單位20兆的寬帶也就“順便”進瞭(le)家屬樓
，“下載電影特别快”。

　　當(dāng)然，上述種種福利與福利房比起來，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jì)。

　　福利中的極品——住房

　　雖然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下發瞭(le)《關於(yú)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徹底廢止瞭(le)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單位，遠低於(yú)市場價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在北京，僅職工宿舍這一福利，每月就能爲一些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職工節省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房開銷。要是能分到單位的福利房
，就如同瞬間中瞭(le)彩票
，資産(chǎn)和收益都将在百萬以上。

　　張先生是某中央部門在編(biān)職工，據其介紹，自己參加工作兩年後，2009年單位就給他提供瞭(le)一套北京四環内的福利房：二室一廳，60平方米，價格爲5500元/平方米。而該地段的商品房，價格在每平方米2.5萬元左右。這一套福利房比市場價便宜100多萬元
。

　　據張先生介紹，房子的面積跟職工的級别成正比，級别越高，房子越大，“領導(dǎo)的面積會大一些”。一切手續都是按經适房走的，雖然現在還沒有拿到産(chǎn)權證，“購買五年後應該有産(chǎn)權”。

　　今年5月，據媒體報(bào)道，在北京市西直門附近，一棟新蓋起的高層住宅樓吸引瞭(le)許多人的目光。附近區域已經幾年沒有建過住宅樓瞭(le)，上世紀70年代蓋的老樓市場價都接近4萬元/平方米。這是某央企爲本單位職工蓋的福利房，價格爲5000元/平方米，如果轉手賣掉即可賺幾百萬元。而今年4月，北京北五環附近“被央企團購”的某樓盤的“房号”，竟被炒至100萬元。

　　1998年，福利分房被叫停後，一些地區部分單(dān)位以“集資合作建房”的名義，變(biàn)相搞福利分房或商品房開發。

　　2006年8月，針對這一問題。原建設部等三部委聯合下發瞭(le)被外界視爲“措辭嚴厲”的《關於(yú)制止違規集資合作建房的通知》，規定：自本通知下發之日起，一律停止審批黨政機關集資合作建房項目。嚴禁黨政機關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搞集資合作建房，超标準爲本單位職工牟取住房利益。

　　不過，福利房並(bìng)沒有消失，又以“經濟适用房”或者“限價房”的名義繼續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向媒體表示，實際上各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動仍在進行，但分房的對象僅限於(yú)“核心公務員團隊”。

　　“房子的福利，是很多人選擇一些體制内單(dān)位的重要原因，有的部委
，基層(céng)員工收入還不到5000元，沒有住房福利，在北京簡直活不下去。”一位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員說。

　　北京市的一位公務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已經工作四年瞭(le)，因爲沒有福利房，買房時不得不“啃老”。而上海某單位的一位去年剛入職的公務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自己單位也沒有福利房，爲此他還勸退瞭(le)一名本想報(bào)考自己單位的師姐。“就算體制内，還是得找個牛逼的體制内啊。”他感慨地說。

　　“制度内沒有給夠”

　　福利房
，在蘇海南看來，“明顯低於(yú)市場(chǎng)價的價格，隻有少數部門、少數人能夠買得到，别的部門、别的人們買不到，顯然不合理嘛。”

　　據蘇海南介紹，國外基本上沒有隐性福利，我國的隐性福利是在整個社會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規範的大背景下出現的。誘發的原因很多，而一些部門、單位和人員“想方設法從(cóng)公家謀取好處(chù)，美其名曰改善職工生活，存在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的錯誤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其次，相關制度、政策不夠清晰細緻，“可以搞哪些福利、如何搞，講得不是很明確(què)”；同時對違規搞隐性福利要承擔何種法律等方面的責任，沒有明確(què)、具體的便於(yú)操作的法則，“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單位、有些人膽子大，就會繼續這麽做。”這是隐性福利屢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還有就是我們的監管不到位”，一些部門“老打一些擦邊(biān)球”，監管部門不好懲罰或者不敢懲罰，也助長瞭(le)這些問題的發生。

　　此外，蘇海南表示，由於(yú)我們制度内有的東西沒有明確或“沒有給夠”，會引發一種沖動：一些公職人員覺得自己的收入（貨币的、非貨币的）總體上應該達到一定的水準，而制度安排的遠遠低於(yú)這個水準，他們爲瞭(le)跟市場上具有相同層次人員的工資福利水平找齊，就會另想辦法。

　　關於(yú)“沒給夠”的原因，蘇海南解釋說，是因爲現在公職人員的數量到底是不是科學合理，政府心裏沒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制度内提高标準，而公職人員人浮於(yú)事，财政将負擔不起。而且，公共部門的工資以及制度内的福利要真是定高瞭(le)，老百姓也會反感。

　　“比如目前機關事業單位的基本工資标準都不高，結果津貼補貼就發得較多，超過瞭(le)基本工資。而各地區的津補貼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少，有的地方則發得太多瞭(le)。福利發放的情況也一樣，正常的福利如果不清晰明確(què)，隐性福利就可能泛濫。”蘇海南說。

　　不合理，但别簡單否定

　　隐性福利，最近一次大規(guī)模出現在公衆視(shì)野，是在今年6月。

　　6月底，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bào)告2011年度中央預算執行等審計情況時表示，中科院所屬9個單位以項目名義發放近億元福利，環保部下屬單位挪用項目資金85萬元發放餐補(bǔ)，國土資源部挪用項目資金1116萬發放補(bǔ)貼，工信部未報(bào)預算發放津貼補(bǔ)貼433萬元。

　　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隐性福利的來源有好多方面，大部分實際上還是财政的錢，隻不過不是用於(yú)工資支付或者福利支付的項目之下的資金，而是從其他渠道拆支或漏支等等；此外，有的來源於(yú)單位的創(chuàng)收。”

　　中科院新聞辦公室6月30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事業單位決算中，“工資福利支出”是一個大項。根據審計署的審計，該院所屬9個單位在部分科研項目執行過程中，確實存在擴大人員經費開支範圍的問題，其中絕大部分用於(yú)職工工資，極少量用於(yú)科研項目聘用人員的社保費等，並(bìng)不是簡單地“以項目名義發福利”。

　　中科院新聞辦(bàn)表示，導緻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不斷規範政策執行的問題，也有不斷完善現行制度的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正在研究科技資源配置制度的深化改革。随著(zhe)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這一問題應該會得到解決。

　　“隐性福利，總體上來講肯定是不合适的，勞動者的工資福利等各種收入，特别是公職人員的全部收入都應該制度化、規範化和公開化，不應該有隐性的收入或隐性福利。”蘇海南說，“但對引發隐性福利的原因，要客觀分析。其中，有錯誤思想認識的影響，有制度存缺陷、監管不到位的影響，這些都是應該通過相關措施予以糾正的；同時我們也要理性分析，對某些本該給卻沒有做出制度規範，或雖然制度做瞭(le)規定卻沒有合理確(què)定水平的，就不宜簡單否定，而應通過認真調查仔細分析後再做決定，是否補充設置相關福利。一句話，要關緊‘後門’，同時也要開好‘前門’，讓公職人員的各種收入包括福利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與社會上相當人員收入水平基本平衡，拿得既合理又安心。”